赴基隆祭外公

■ 汪先恩

2016年2月28日星期二上午，初次踏上基隆的土地。任时达老人带我大觉禅寺，他手拿电筒，隔着室内玻璃墙找到了1区42位17排的小块牌位。牌位密密麻麻，没有手电真不好找。我按照他的吩咐，点燃两支香，一支插在地藏菩萨塑像前，一支香祭奠牌位，她夫人拜说“蜚声叔，您外甥来拜您了！”牌位古来被认为是逝者灵魂离开肉体之后的安魂之所，这牌位代表从未见过的外公，我虔诚地拜了拜，这时候才确信外公确有其人。

小时候没有外公的概念，更不知道外公是人人可以有的，听大人小声议论我外公是邓小平复出后的事，有位老先生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您外公蜚声先生很聪明，解放前去了台湾。我心里一惊，不觉怨气填膺，怪不得外婆老受批斗。从我记事起，外婆腰背伸不直，一只眼睛是青色的，看不见东西，不难想象，这些与外公牵连有关。外公如谜团，后来看到身份证上的照片，这次拜访了时达先生，才了解外公的一些身世。

 外公叫任蜚声，小名维宏，1916年农历10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望江县任家老屋，其父任翠清（1818.2.27～1952.9.27）据说是乡绅，从划的富民成分看估计就是普通农民。据说外公先读私塾，后到省会安庆上中学，鬼子入侵安庆，转赴重庆，考上国立重庆大学地质系，亦说是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当时从南京迁去的中央大学使用重庆大学校舍，究竟他是在重大还是央大已搞不清。抗战期间在广西及云南等地搞地质勘探，当过滇缅公路勘探队处长，抗战胜利后在陈果夫设立的中央合作金库任部门主任，大概属中层干部吧，也许这时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期，期间为老爷子做过寿，陈果夫题写了贺匾，县长及省代表到场祝贺，热闹了一番，也就注定了他背井离乡的命运。传说他49年去了台湾，这次问时达先生才知道他去了香港，自至退休前，一直在香港时报工作，再也没有搞地质专业。时达说，52年找到蜚声叔时，他主要在报社负责文学副刊，多上夜班，没有重新成家，孑然一身，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时达1953年到台湾，彼此别过。

据时达回忆，1976年在台湾重逢时外公已少了一只脚，因糖尿病并发足坏疽而截肢，他先暂住在另一位族侄，在台南生活的任时杰家。时杰是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抗日学生兵，远征缅甸，想不到抗战胜利后有家难回，无奈从缅甸来到台湾，最后定居桃园县，十年前去世。外公从台南移到台北，住在任时达家，时达夫妇当时孩子小房子也小，在人人自顾不暇的岁月，外公以吃不惯时达媳妇做的菜为由，去了别处，渺无音信，几年后时达先生从他处得知外公已去世的消息，但未能找到骨灰的下落，就花费在大觉禅寺安置了外公的牌位祭奠他的恩人。

另有消息说外公去世的日子是82年农历8月29日，从网上查到他78年至79年在中央日报及中华日报的几篇文章，似乎比较可信。他的「文天祥与正气歌」、「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美人救国说貂蝉」、「反对科举的儒林外史」等文章印证了长期负责文学副刊的说法，他对政治并无热情。

时达老人说，我以后有没有牌位，有没有人来祭奠都很难说，但我活着就祭奠祖宗，祭奠蜚声叔。据夫人介绍，多少年来，每逢佳节他就爬到山上偏僻处大哭一场。时达老人，今年91岁，身体还硬朗。他说，自己当上了小学老师，还娶妻生子，比起孤苦伶仃的来台老兵幸运得多，老兵本是种地的农民，多不识字，无辜被卷入台湾。坏就坏生逢乱世，当时已经高中毕业，如果没有毕业，继续在新政权的学校里读书，结果可能会好些，不至于遭到恐吓而逃离。他妈妈让他去买盐，他悄悄的走了，一路颠沛流离，从此音信断绝，当他1992年重新回到故乡时，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他母亲当年常坐在井边哭泣，哭瞎了眼睛。听罢，我也明白了当年外婆的一只眼睛为什么瞎了。

外公外婆，天各一方，一个腿残了，一个眼瞎了，特别是外公带着病痛在孤寂中凄凄离世，这只不过是中国千万悲惨家庭的缩影，是民族的悲哀。外公不过是一个乡下奋斗的青年，一位普通的地质大学生，被同室操戈的刘项之争引发的巨浪，打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逃亡，流亡，伤亡，凋亡。

大觉禅寺在基隆的一个山上，视野开阔但望不到海峡对岸，白云飘飘，仿佛付着孤魂游荡。遥想动乱年代，小民如蝼蚁，胜败都是伤，好在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人人向往天伦之乐，遗憾的是外公没有活到两岸三通，没有看到大陆故乡的发展，让我凭一缕青烟相告：台湾中华土，本可埋忠骨；精魂归故里，能与列宗聚。

              香港身份证上的任蜚声

                   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