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占堂

八路，老八路，日本老八路，一看到，一听到这些尊贵的称呼，我便热血沸腾，心情激动。因为，我对他们从心底里无限敬仰、崇敬、羡慕，他们为我的祖国、为人民、为胜利而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我要是早出生十几年，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去前线与日本强盗血拼！我是1962年蒋介石声称要反攻大陆时，志愿从大学入伍的。因此，对部队对军人的老前辈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八·四”会

日本老八路，前些年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称谓，这几年由于媒体的宣传，从鲜为人知，已经为人所知，原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公布的俘虏政策，对日军俘虏不杀，不歧视，从各方面优待他们，苦口婆心给他们讲解战争的本质，让他们亲眼目睹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现场，使他们清醒过来，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圣战”，全都是弥天大谎，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自己就是为大资本家、大军阀卖命的炮灰。他们经过痛苦的思想转变，心甘情愿参加了八路军，并且组织起了“反战同盟”，盟员人数增加很快，他们深入敌占区，发传单，到岗楼前喊话，给日军士兵写信，送慰问袋，甚至直接参加战斗，是一支呼唤和平，反对战争特殊的生力军，在抗日的战争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拯救普通的日本士兵，有不少盟员流血牺牲而长眠在中国大地……这些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穿着八路军的服装，与八路军并肩战斗，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与八路军指战员，与根据地老百姓关系密切，共同战斗，一起生活。因此，老乡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们“日本老八路”。

日本投降后，全国反战同盟盟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加起来有上千人。他们从1946年到1958年陆续返回日本，多数人受到日本公安部门的跟踪盯梢，阻碍他们找工作，重点人物如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前田光繁、小林宽澄等人，被监视了十来年。前田光繁在延安是野坂参三的助手，他的照片被美国记者发表在报刊上。因此，他回到日本，一生都没有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到80多岁还在打零工，扫公园。可是回到日本的反战同盟盟员们，全是铁杆的日中友好中坚力量，他们举行讲座，出版图书，回中国访问，反对右翼分子的捣乱，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这批可敬的老八路，回到日本绝大部分参加了日共，并积极工作。70年代，日共与中共有分歧，他们坚决支持中国，支持中国的政治理念，终于被日共开除。为了继续坚持真理，为了日中友好，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起名为“椰子会”，椰子这个词，在日语中与“八·四”发音一样，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的代名词了。刚开始，会员有几十名，大家团结一心，刚正不屈，继续为日中友好，添砖加瓦。除了平时开会讨论问题，每逢“八一建军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举行全体会议庆祝。

在十五年前，我参加日本“三光作战调查会”主办的讲演会，后来经常参加便成为会员。在这个会里，第一次听到日本老八路讲抗日战争经历，我感到非常兴奋与震动。因为，我出国之前任河北电视台专题部编导，到涉县赤岸拍过八路军129师事迹的电视片，跟着北京空军司令罗元发(原八路军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到涞源老区访问，拍摄黄土岭战斗，打死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小山村，到白洋淀访问拍摄过雁翎队侦查员赵波。访问过敌后武工队的队长袁翔，多次采访过文安县县大队队长储国恩，他带队用斧头砍杀了十二个日本兵。特别是与著名作家，《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八路，成为了忘年交，经常听他讲打鬼子的事迹……当我在日本发现了“日本老八路”时，异常兴奋，便决心追踪报道他们鲜为人知的感动事迹，写大量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环球人物》、《中国国防报》、《新民晚报》、《世界知识画报》等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从2003年起，还为他们拍摄了八、九部电视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日本老八路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对我也越来越信任，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对这些老前辈也是十分崇敬和爱护，逢年过节或是他们的生日前，我都必定会邮寄一些他们怀旧的大枣、小米、红豆等中国特产，他们也常常与我通电话，新年或暑期一定会收到他们寄来的贺卡和署中慰问卡。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一想起与他们相处的往事，仍使我激动不已。

第一位日本老八路

前田光繁先生(抗战时的杉本一夫)的事迹，笔者曾多次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详细介绍过，在此省略，大体概括一下：

他，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因此他是第一个日本人老八路；

他是第一个与朱总、罗瑞卿握手，并受到表扬的第一位日本人；

他是第一个与朱总司令、罗瑞卿主任同场打篮球的日本人；

他是第一个联合日本战俘，成立了抗战时期的反战组织“觉醒联盟”；

他是第一个在百团大战中向日军喊话的日本人八路军(山西闫家垴战斗)；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工作期间，他是野坂参三的得力助手。前田先生是见过(并与之交往)中共全体第一代领导人的日本人。

他也是中共“七大”会议列席代表的日本人。

他曾带领反战同盟及日本工农学校200多名，徒步从延安走到东北。

他曾担任“东北老航校”日本科科长兼政治部副主任(副师级)，这就意味着在反战同盟成员中，他的职位最高。

他1958年携妻带子回到日本，因此他是日本老八路中，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回到日本，他是一生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老八路。

他到大学、社会团体讲演次数最多的日本老八路。

他写过多篇怀念朱总、罗瑞卿的文章，并出版了《八路军中日本兵》《通化暴动真相》等书，在日本八路军中写作最勤，出书最多的人……

前田先生是位非常谦虚、忠厚、注重礼仪、思维敏捷、记忆超常之老前辈。

2005年我带领89岁的前田光繁先生去武乡县参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时，在我们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时，讲解员指着一幅照片上用自制铁话筒喊话的八路军说：这位向敌人喊话的八路，就是杉本一夫……没想到站在我旁边的前田先生马上说：“不对，那不是我，我当时没有在这样的地方喊话，我喊话时也没有人给我照过相。”围观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我也为老人的真诚而感动。

在回访前田先生居住过两年的枣林村时，我们来到朱德、康克清住过的房子参观时，老人说：当年晚饭后，我们就到操场上打篮球，有时朱总、罗主任也与我们一起玩儿。我开始不敢与他们抢球，朱总就对我说：小伙子，放开劲儿地打呀！在球场我们都一样……好叫我感动。在日本军队里，士兵见了当官儿的，就像老鼠见到了猫，几乎每天都挨当官儿的和老兵的打，还美其名曰“不打成不了军人”。

在参观康克清住过的房子时(原来是个地主大院)，东一排房的二层几间房子，没有门窗，这是残墙断壁。一问原因，房东告诉我们，当年日本鬼子来扫荡时给烧的。我说：已经过去60年了，为什么不重修一下呢？回答：“没钱”。“政府或上级有关方面也不支持一下？”“哎，来过好几拨儿人，有政府的、有报社的，都说向上面反映反映，后来直到今儿个也没个消息……”正在我感叹唏嘘时，没想到近90岁的前田老前辈突然说：“既然这样就别修了，保持原样，开个参观景点，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来看看日军三光政策的真实罪证……”我从心底里佩服老爷子头脑清晰，反应灵敏，怪不得当年成为反战同盟的领军人物。

前田先生已经99岁，目前在神户一家养老院静养，祝老人家健康、幸福！

友情无限

水野靖夫(本名，保谷政治)是日本“椰子会”第二任会长，他1940年20岁应征入伍，在日本训练了几个月，便被派到山东青岛地区，成为长田大队一名炮兵，在梁山战斗中负伤被俘，杨勇将军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他骑，八路军医护人员给他精心治伤，后转移到东明湖一个小岛上学习。一天大雨之夜，他们六个俘虏冒险逃跑，有三名死于湖泊中。第二天一早，水野与另外两名战俘，被民兵捉住送回。他们想，这下子肯定会被枪毙的。没想到，百忙之中的杨勇将军赶来，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返回原部队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你们好好想想，你们已经在八路军中待了一个月，现在放你们回去，肯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判罪，甚至丢掉性命，以前我们放回过一个战俘，结果还是被枪毙了。现在放你们回去不是帮助你们，而是害了你们，一旦有机会，条件成熟了，你们愿意回去的就欢送你们，并且发给路费……”一位八路军将军，像兄长一样耐心教导他们，置腹的谈心，合情合理的开导，使他们十分感动。他们在八路军受到爱护和关心，八路军战士吃小米饭、野菜汤，千方百计给他们弄来大米、糖、肉、豆腐让他们吃。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会日语的敌工干部谈心，使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战俘真正认识到这场战争是罪恶的侵略战争，只有早日结束这场不仁义的战争，才能使两国人民和普通士兵摆脱战争之苦。于是他们决心加入反战行列，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水野靖夫还担任了冀鲁豫反战同盟支部长。因为他是炮兵，还被杨勇将军授予他上尉炮兵教官，派他到新组建的炮兵营当教官。他用门板当黑板，仔细教理论，认真教操作，和士兵们的关系很好，很受八路军官兵的尊敬。后来他又到抗大二分校教了一年日语，他的中国语也大有进步，他还收到杨勇将军的鼓励信。因此，他把杨勇将军当做兄长看待。

1944年水野被派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一年，在他返回冀鲁豫的途中，正赶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是有一股日军，虽然与八路军打了八年的仗，却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按照冈村宁次的命令，等待向国民党投降。129师敌工科长刘国霖与水野靖夫协商解决办法，水野自告奋勇，愿意一个人去敌营劝降。刘科长担心他的安全，派了两名参谋和他一起深入敌营。水野义正严词的劝降，终于使敌人屈服了，顺利的向我军缴械投降。

1946年6月，水野靖夫决定回日本之前，参加了129师召开的反战同盟各支部长会议，鼓励大家回国后仍需努力，为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在一起浴血奋战了多年的战友就要分别，大伙儿依依不舍，心情沉重。刘国霖科长与水野靖夫和另一名支部长，将两手搭在他俩的肩上，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在近几年多家报刊上发表。前几年我陪同水野先生来北京为杨勇夫妇扫墓之后，特地去拜访他的老战友刘国霖将军，二老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坐下来一边看过去的相册，一边叙不完的别后情，忆不尽的战斗生活。刘老坚持请我们到附近的“便宜坊”吃烤鸭，饭后在门口分手时，刘老又将手搭在了水野的肩上，我急忙抓拍了一张照片，洗出后，我到刘老家送去，90岁的刘老说，你这张照片与1946年那张照片可谓姊妹篇，很好，一定会传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