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庚 欣

　　钓鱼岛争议难解难分，中日各界众说纷纭。但很少有人谈及毛周邓这些中日两国民众都尊敬的世界级伟人，当年为何搁置“钓鱼岛”？在中日邦交四十周年之际，温故知新或许会对今天的中日困局有一些启发。

　　四十年前，正是台湾爱国学子在美国的保钓运动如火如荼、两岸第一次出现了难得的政治默契互动，尼克松访华中美解冻，田中访华希望恢复邦交，在这样对中国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下，毛周并未对已经查明油气资源的钓鱼岛浓墨重笔，而是毅然作出“搁置钓鱼岛争议”的政治外交决断，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对类似领土争议的方针立场。邓小平1978年也是在中美建交、中日签和约、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际，正式提出钓鱼岛的“搁置争议”原则。几十年来，虽然钓鱼岛一直风波不断，但基本上维持了毛周邓安排的这种比较平衡的局面。即使到今天，有石原等人千方百计要颠覆这种“局面”，但历史的发展会告诉我们，他们可能难以得逞。

　　毛周邓当年为何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要搁置“钓鱼岛”？邓小平曾明确回应：钓鱼岛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他还指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

　　邓小平的谈话有四个要点，第一，钓鱼岛是属于“放一下不要紧”的问题，可以搁置，可以谈判，并不是类似台湾地位、历史认识等几无妥协空间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第二，这种搁置不是中方单方面的愿望，而是“双方约定”的，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信守这个约定。第三，在这个问题上挑刺，不是“爱国主义”，而是要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点明了“挑刺”的政治性质。第四，“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表达了“冀望未来”的乐观态度。

　　毛周邓当年都没有说明中国搁置“钓鱼岛”的具体原因。据笔者推测，至少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台湾因素。钓鱼岛在地图上看是台湾宜兰县的一部分，保钓也是台湾学子发起的。要真正解决钓鱼岛问题，需要两岸的协调及合作，包括两岸的一些基本定位。当时两岸无论当局还是民间还处于“三不”状态，没有这样的准备。而台湾面对钓鱼岛，至少需要作出两大政治选择：一，是否愿意为了钓鱼岛得罪日本及美国？当时美日是台湾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靠山，台湾正是据此抗衡大陆，维系自己的存在。即使在两岸“三通”如此热络的今天，台当局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二、台湾即使不惜开罪日美，但是否愿意为了钓鱼岛而融入大陆的政治、外交、军事版图，这对于台湾来说，无论当时还是今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最重大抉择，当然不是短期就可以作结论的。邓小平称“智慧不够”，可能主要是指解决“两岸”问题的智慧不够。

　　中国对钓鱼岛的选项可以有三：一是依然搁置，维持现状；二是强行或柔性收回，然后绕过台湾建一“特别行政管理区”，由中央政府直辖并面向日美协调其间矛盾关系。三是收回后将其作为“礼品”送给台湾，或两岸共治。

　　目前的现实是第一种情况，如考虑后两者，都需要两岸的协调与合作，即使只是口头承诺，也需要两岸政治谈判等有实质性进展，并非简单的一句“共同维权”就可以解决。这次日本在东海，美国在南海都给两岸出了“考题”，检验两岸尤其北京是否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这个问题。两岸现正处在最佳谈判气氛之中，共益极多，同美国的互动也比较好，应该有条件谈出一点儿成果来。这自然可能成为两岸关系新的增长点。但目前还很难制订时间表及路线图等。这是钓鱼岛的最大难题，也是毛周邓当年搁置“钓鱼岛”的重要原因。

　　第二当然是日本因素，在中日关系大局中，“钓鱼岛”确实分量比较轻，西瓜芝麻，大家还是分得清的。尤其是日本战后“领土悲情”较重，周边各岛屿争议中，只有钓鱼岛在日本“控制”下，在和平环境要解决恐怕难以奏效，如动硬则可能“因小失大”。

　　第三是美国因素。美国是钓鱼岛纠纷的始作俑者，也是今天中日争吵最大的戏外主角。中日如翻脸，美国可能不得不出来埋单。在中美关系中，钓鱼岛就显得更小了。美国的心机路人皆知，但真为这个小岛摊牌，中美不会那么愚蠢。因此对于双方而言，“搁置”都是最现实的选择。

　　第四当然是中国自己的因素。毛周时代，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正式走上世界舞台，当然不希望让这么个小岛影响自己起步。后来中国面对内外两大发展机遇，邓小平的气魄就更大了。内外媒体当年报道他上述谈及钓鱼岛的态度时，都使用了“轻松”二字。

　　时过境迁。所有人都在重新审视中国及“涉中事务”，包括钓鱼岛这个纠纷。

　　毛周邓是世界级的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如果他们今天在世，会怎样对应“钓鱼岛”以及中国周边的乱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