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丢自行车的日本人

——专访云南灾区志愿者河原启一郎

■ 本报记者 杜海玲

河原启一郎，一个在中国出了名的日本人。

他是那个骑著自行车游世界，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又在微博的散播力量中，经当地警察和居民帮助找回了自行车的青年。

他在云南发生地震后，前往云南救灾，又在9月中旬激烈的反日情绪中受到袭击。

民主而自由的家庭氛围

1984年，河原启一郎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祖父是学校的校长，祖母是洋裁老师，父亲是特殊学校（即智障及残疾儿童学校）的老师，母亲是幼儿园老师。河原启一郎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从看护学校毕业后，河原启一郎成为一名看护士。2011年3月，日本发生巨大地震和海啸。与许多青年一样，河原启一郎前往灾区当志愿者。而正如他后来所说，灾区能见到志愿者都是在刚发生之时，而后来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生活中去，很难一直为灾区做些什么。如何才能一直为灾区出力？河原启一郎考虑并与家人商量后，毅然辞职。

家里氛围非常民主，父母认为孩子大了就由他们自主人生。在妹妹18岁时，河原不希望妹妹变成人云亦云的都市女孩，他带著妹妹到中国旅行。后来，妹妹又独自去法国意大利游学，如今才24岁，已经在东京开了家意大利餐厅。弟弟走了比较“正常”的路，在家乡长野当邮局职员，但是他为哥哥和妹妹加油！无论是在武汉失而复得自行车，还是反日情绪高涨中饭店受冷遇，家人对于河原的选择都一贯支持。

万里走单骑 中国第一站

2011年底，河原正式开始骑车环游世界。中国是他的第一站。他的旅行几乎不花钱。他靠骑自行车□□他管它叫“女朋友”来省交通费，并从驴友网站寻找免费提供住宿的房东，中国的房东基本上会管饭。河原有一套怀旧型生存模式，在中国国情下很受用。他给房东和店老板表演魔术，或者做搞怪表情，对方很开心，然后当河原问那顿饭多少钱，往往对方就说不收钱了。

他在自行车后面挂了一块写著中文字的纸牌：“加油日本、谢谢中国”。他解释：“因为去年3月份很多人来日本帮助我们。”

反日浪潮中  日本志愿者

河原启一郎有过日本大地震的救灾经验。比起邮寄，他更喜欢亲手把物资接到手里，这样他就可以给捐助者照一张微笑的照片，“去云南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这些药就是他给的。”日后等河原返程，他会给捐助药品的朋友们看云南的灾民拿到药品时的照片。

他不愿详细讲述他为灾区所做的志愿工作，他不希望被表扬，希望一切能低调处理。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应该做的，“日本大地震时，很多中国人帮过我们，现在是轮到我们帮忙的时候了”。

然而随著时局的变化，他在中国的境况也有些令人担忧。

在日本的家人开始叮嘱他小心，但并没有劝他回国。有一天，在贵阳街头，两名中国男子突然冲向河原启一郎，脸上带著杀气，“像是要抓住我的头发打我”。

河原启一郎很惊诧，不过他反应很快，他并没有用日语问“你们要干什么”，而是马上用英语说了句：“你们干什么，不要打我”。好在周围当地百姓很快开始劝架，并用中文说：“快点走，快点走”，他才得以脱身。

9月16日晚，他和两名中国朋友一起吃饭。饭馆在贵阳一条小巷的深处。吃饭时，餐馆外开始有人起哄，随后人越聚越多，并喊著“八格牙路”等口号。

在餐馆老板陪同下，河原启一郎等人小心翼翼地出了门。但20多名年轻男子冲了上来，试图对他拳打脚踢。“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贵阳当地的大学生，但回来以后，中国朋友介绍，那些人应该是街头小混混。当时天太黑，我没看清楚，但我感觉，有人手中握著一些凶器”。随行的中国朋友试图解围，喊著“他是韩国人”，但效果不大。最后，他们只能托一名朋友的母亲，开摩托车来接人，带著他们逃离现场。回到住处后，河原启一郎很伤心，“他们在不知道我是什么样人的情况下就企图伤害我”。

将继续爱心无国界活动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他要去当志愿者的计划，“我既然决定了要去云南灾区发放药品和物资，那我还是会坚持我的信念，决定了就一定会去”。

 9月19日下午，河原启一郎开始变装。他摘去出镜率极高的发箍，拿出久违的冲锋衣冲锋裤，换掉大裤衩，尽可能让自己的装束更接近一个中国标准驴友，并决定在路上尽量闭嘴。他说根据以前救灾经验，一般志愿者都在事发后马上赶过去，但是志愿者走了以后，需要做的事情就没人做了。震后收拾房间、打扫这些事情，因为有些人上了年纪，自己也做不动了。

河原非常高兴地在电话中告诉中文导报记者，一位旅日华人在看了他呼吁给灾区寄冬衣的微博后，与当地朋友一起收集了小孩衣服准备寄去。而河原目前除了亲身参与灾区志愿者活动，也受邀去学校讲演，因为这样可以“呼吁到更多的人参加公益”。

由于他在中国的签证就要到期，记者问他是否会回日本，他答道：“没钱，回日本要买机票，所以考虑从云南到越南、老挝等地后再回到中国。

“旅行是通过5%的金钱，5%的努力和90%的好人的帮助来完成的。人人都是我的老师。世界是我的教科书。”——河原启一郎在微博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