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大重要力量，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广远。日本职业外交官、曾担任驻华公使的片山和之在学术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上撰文，指出中日关系障碍，从外交操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几点原则。

　　对日本人而言，1971年的标签是“尼克松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就是中美关系复苏的启动。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让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被盟友背叛的心理，但这同时给中日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国际环境。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常化比中美建交早了6年。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其次，尼克松访华向日本传递了美国不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信息。当时，日本社会有一种浓厚的为战争“赎罪”的情感，媒体、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商人都支持中日关系正常化。田中角荣政府的上台推动了这一进程，而且，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多停留在经济上，日本亲台政治人士没有像美国亲台势力一样游说反对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友好从正常化开始，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世代友好”、“一衣带水”都是那个时代的常用辞令。

　　冷战的结束则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

　　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在某种象征意义上带走了中日的战争时代。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访问取得成功，很多人因此期待一个中日关系新时代来临。

　　事实并非如此。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变，先前共同敌对的苏联不复存在。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衬出日本的经济停滞，中国民族自信心相对增强，不断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把日本放在了敌对一面。

　　1998年，原本计划夏天访问日本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由于救灾推迟行程。同年10月，金大中访日，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领导人就侵略历史表达了后悔和道歉。11月，中国领导人访日成行，但日本没有像金大中此前访问一样，在外交文本中提及“道歉”。从此之后，中日双边关系逐步趋紧。

　　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也陷入争论漩涡。首先，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经济爆发，导致不少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援助；第二，在日本ODA条款中，有不少涉及军费、政治制度的附加条件，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这些附加条件；第三，中国作为日本ODA最大接收国，本身还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逐步转变，不再关注与日本ODA主要资助的基础设施方向。日本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结束对华ODA。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他多次“拜鬼”导致中日高层关系冻结，开始了所谓“政冷经热”。这种关系模式导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转变，1980年，76.8%的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14.7%没好感；2005年，32.4%有好感，63.4%没好感。

　　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推行“自信外交”。他善于使用模糊的辞令和做出出乎意料的举动，例如不会预先发布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事后也不确认是否参拜了靖国神社；又如2006年突然宣布访问中国，被中国称为“破冰之旅”。这次访问中，双方提到了战略利益、战略对话等概念，这意味着在中国眼中，已经开始把日本和美国分开，将日本视为有自己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进行交往，而非以往认定的美国的傀儡。中日高层随即展开一定程度的互访，但2010年开始，双方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地区的冲突再次困住两国关系。

　　在片山看来，中日关系存在三大障碍。

　　首先是历史问题。就一些日本内阁成员、甚至是首相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经常引发中方不满，片山提出，极右势力实际上在日本社会受孤立。具体来说，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理解差异。日本政府习惯把对历史的判断看成包袱，抛给历史学家，视为学术问题；而在中国人眼中，历史是今日的教训，必须正确面对。

　　片山说，在日本有一种看法，不应把日本与德国作对比。德国的暴行在于对犹太人大屠杀，而不是战争本身；一小撮日本人认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是由于军队缺乏纪律造成的。而且，日本战后签订多个和平条约，德国则是战后分裂，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

　　片山分析，中国民众普遍认定，二战是部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是受害者。而在日本，对二战没有统一的看法。中国批评日本不正视历史，日本埋怨中国没有公正评判日本战后60年和平历史。

　　中日关系第二大障碍是台湾问题，但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不同，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殖民50年。这段历史导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关系极为敏感，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日本接触的举动，中国民众极为关注。

　　第三大障碍是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片山认为，双方都要避免过度激化民族主义，不要不考虑其他战略利益。双方在东海的行动应该更加透明，避免互相猜忌，爆发不必要的争端。

　　在文章的最后，片山就中日关系发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双边关系应由共同利益驱动，而非情感驱动。

　　第二，敏感问题会撼动双边关系基础，应该试图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第三，有必要在双方政府、商界、学术界之间建立联系网络。

　　第四，中日关系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影响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双方在发展双边关系中要有地区思考。

　　第五，双边政府都有必要开展针对对方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

　　最后，中美关系以前、现在都对中日关系有重要影响，日本政府不应该依赖美国遏制中国，而要尝试与中美发展良好的三边关系。日本有必要，也必须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地区合作、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