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每年春天，是日本劳动工会组织“春斗”的季节。“春斗”是日本自1954年开始的“春季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的简称。

　　1954年，日本炭劳、私铁总连、合成化纤劳连、电产及纸、 纸浆劳连等5个产业工会联合组成“共斗会议”。翌年，全国金属、化学同盟、电机劳连加入，逐渐形成每年一度的全国性劳方向资方展开争取自身权益的“春斗”。“春斗”期间，各个工会采取统一步调，向资方交涉调薪、减时等问题， 维护劳方的权益。由于“春斗”影响到全产业薪资调整幅度，成为日本劳方与资方交涉薪资的重要节目。

　　对整体“春斗”行情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型汽车生产商和部分电机厂商的工会，在今年2月13日向资方提交了要求书，拉开了为期约1个月的劳资谈判的序幕。2013年的“春斗”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首相亲自出面要求企业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这在日本历史上十分罕见。

　　自民党安倍新政府打出了新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实现2%通胀目标来消解日本的通缩与消费不。首相安倍晋三2月12日发表讲话称，光实现2%这一通胀目标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实现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是要想推动经济强劲增长，仅仅依靠通膨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增加国内消费，而要促进消费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以增加消费能力。为此，安倍晋三直接出面要求经济界加薪，这非常异例。但代表着日本企业资方利益的经团联对加薪依旧态度谨慎，劳资双方的主张仍存在较大分歧。预计劳资双方将围绕奖金和定期加薪展开激烈拉锯，大公司将于3月13日做出答复。

　　旅日华人中有不少大企业员工，参加“春斗”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许多人都是来日本以后才完成“春斗”初体验。在接受《中文导报》采访时，他们介绍了参加“春斗”的实际体验。

　　一、华人曾担任全日本行业工会议长

　　出身上海的华人媒体从业员蒋峥在日本电视台已经工作了十几年。她不仅是活跃在第一线的电视记者，也一直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蒋峥对《中文导报》记者说：日本电视台有一个庞大的工会，这个电视台共有1200多名员工，参加工会的有五、六百人。日本大企业的工会组织都比较健全，新参加工作的员工一般都由前辈带到工会，办加入工会的手续，并告诉工会银行帐号，以便自动交纳会费。在企业里不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一般都会参加工会。

　　蒋峥说：我们一般每年会罢工一到两次，在“春斗”时规模比较大，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并争取劳方的其它权利。

　　“春斗”期间，我们一般都会罢工半天。罢工的时候，所有人拒绝参加电视的播出、采访及编辑工作等。罢工之前，先由工会的人吹响哨子，然后参加了工会的员工都戴上“战斗员”等袖章，马上离开工作现场。

　　但是晚间的新闻不能不播出，公司只好安排一些担任管理层职务的人和日本电视台下属公司的人来做。有一些播音员难以找其它人顶替，因此他们可以“除外”，也就是不参加罢工。当然，没有工会的员工参与，一般来说电视节目质量会下降，但是一般外行人看不出来。

　　蒋峥介绍称，电视台下属公司的人不直属于日本电视台，他们工资比我们低，有的低一半，有的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是他们不直属日本电视台，因此无法参加我们的工会和“春斗”罢工。这让我们时常感到，即使我们争得了权益，但还有像他们那样的底层存在，社会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

　　在公司，我们罢工这几个小时是不发工资的。但是由于我们交了会费，工会会把损失的工资从会费里给我们补上。

　　蒋峥说：我曾在日本电视台工会里担任妇女部部长，主要工作是争取妇女权益。我们通过罢工和斗争，为自身争得到了一定的权益。比如说，原来女员工生小孩只有三个月产假，但经过我们的斗争除三个月产假之外还争取到了两年的育儿休假；我们还争取到了有孩子的女职工在不减工资的情况下可缩短工作时间的权益：在孩子小的时候，女职工可以晚上班一小时，早下班一小时。

　　蒋峥曾担任国日本放送行业(电视、广播等)全国工会——日本民放(民间放送企业)劳连女性协议会议长。每年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举行民放劳连女性协议会集会，为女性劳动者争取自身的权益。

　　在谈及“春斗”等罢工活动的成果时，蒋峥表示：过去“春斗”还能在增加工资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近五、六年由于日本放送行业也非常不景气，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为零，只能争取到一些其它的权益，如每年免费做一次CT检查，还有我上面所说的女员工的权益等。

　　蒋峥分析说：日本的工会文化比较特殊。工会的存在，不是制造劳资的全面对立，而是一种资方和劳方利益均衡的平衡装置，对于资方和劳方都是不可缺少的，其实是以对立的方式缓解了劳资矛盾。工会也是参加工会的员工升迁的一个途径。一般来说，工会的委员长后来都成了公司人事部的劳务部长，然后工会里年轻的委员长再把劳务部长作为资方代表，与他斗争、交涉。

　　二、日本“春斗”是为了寻找妥协点

　　武藏野美术大学的华人教授廖赤阳向《中文导报》讲述了他所目睹的“春斗”及其内涵。

　　廖赤阳告诉记者：日本的“春斗”就像是每年有一个游戏要做，在工会和理事会之间，工会出一个代表，理事会出一个代表，出来商谈。廖老师说，今年“春斗”究竟提了什么要求，他还没有看，因为这其实是个形式主义，比如涨工资这事都是依循规定的，真正通过春斗来解决的事儿不多，与其说是“春斗”，不如说是“春谈”。

　　廖老师介绍道，“春斗”这件事，要把它放在日本的整体系统来考虑，而不仅仅是劳资双方的争斗——不是说你提意见，资本家说不行，而是大家妥协，找到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点。

　　“春斗”在日本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与其体制有关。日本的私立大学既不是国有，又不是集体所有，更不是个人所有，它非常像我们想象中的人民公社。这种体制非常有意思，不是一个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日本一种独特体制的体现。当然企业和学校还不太一样。、

　　日本的国公立大学是一种体制，私立大学是另一种体制，这种私立学校和国内的私立大学不是一个概念。按照中国式想法，私立学校就是有老板的，但日本的私立大学，没有任何人是老板，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讲法，它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点也很难说。

　　以武藏野美术大学为例，参与学校运营的组织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理事会，一个是教授会，一个是工会。学校没有老板，没有所有者，但又不是国家的。理事会，是学校请人来做的，从理事长到理事会成员都是雇员，他们不是老板，没有发言权，但经营是他们在做。还有一个是教授会，所有大事小事都是教授会决定，应该说教授会是最有掌控权的，校长由教授会选出，校长也是理事，他作为教授代表进理事会，要和理事会作为一个对立的角色。基本上理事会由校长主导。

　　最后一个是工会，和理事会扮演对立的角色。每年“春斗”时，工会派代表去了，理事会也出来一个理事，和你谈谈。按规定，工会主席的身份必须是平头百姓，随便一个教授会的普通老师，才能当工会主席，如果你有个一官半职，就不能当了。理事、教授、工会，三者之间常常需角色转换。

　　廖赤阳介绍说他隔壁的老师一直是工会主席，有一年他去当了图书馆长，这在学校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算是当官了，他并成为学校理事了，所以第二年就是别人作为工会主席去斗他了。

　　廖赤阳强调：“春斗”的意义有两点：第一点是大家知道彼此有制约、监督，就是说在一个机构里一定是有几种力量相互牵制抗衡、互相监督，但是三方对立的角色绝不是不可调和。三方对立，是为了寻找共同和妥协点，而不是坚持斗争。第二点是每个人的身份可以转换，今年代表资方，明年代表劳方，重要的是角色而不是私人想法。这样，能够设身处地了解对方的想法，比如校长能了解老师是怎样想的，而工会主席也知道经营者的想法。

　　日本的“春斗‘是相互制约并寻找妥协点，而不是自我主张和斗争。

　　三、华人权益保障斗争不仅在“春斗”

　　“华人权益保障斗争，不仅在春季，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斗。”全日本华人华侨总工会执行委员吴晓亮如是说。

　　该工会前身是“华工会”，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在华人华侨及日本社会中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日本政府承认的华人劳动组织。在保护华人劳动者方面，是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主力军。

　　吴晓亮介绍，华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每年接受有关劳动问题的咨询电话都有上百件，其中接受研修生和中国厨师的救援请求最多，经华工会与资方交涉后多数得到了圆满解决。华工会积极配合日本有正义感的律师工作，维护了在日华人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工会曾出面与律师一道，妥善解决了过劳致死中国研修生蒋晓东事件、研修生朱永冲被殴打致死事件等，使正义得到伸张。

　　吴晓亮表示，华人工会与日本工会组织形式不同。日本工会是在公司内建立的，所有职员都是工会一员，相对来说，权益保障目标一致，组织“春斗”目的明确，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出合理要求。但华人工会并不在企业内部，会员零散分布在各企业种，华人劳动者对企业的要求也往往与日本人不同，在日华人与日本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多文化共生问题，因此不适合组织“春斗”。

　　在保护华人劳动者权益方面，华工会其实一年四季都在斗。比如日本出现经营危机，外国人研修生首先成为解雇对象。在许多情况下，解雇研修生已经成为雇主转嫁经营危机的一种手段。如果因企业原因而开除一名日本人职员，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日本的许多法律条文，比如要提前通知对方，对被解雇员工进行补偿等等。但是对于外国研修生，因为研修生不懂日本法律，语言沟通也有障碍，加上相关法律也不够完善、定义不清，因此企业开除外国研修生只要一句话即可，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补偿。华人工会和日本工会不同的是，华人除了要求和日本工人一样的工作条件的平等之外，还要求政府改善对在日外国人的不平等政策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