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张振玉:玻璃小碟如何见证中西方技术交流史?
中新社福州5月17日电 题:玻璃小碟如何见证中西方技术交流史?
——专访福州市博物馆馆长张振玉
中新社记者 刘可耕
中国福州市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
这个小碟何以见证中西方玻璃“和而不同”?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张振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料器具有怎样的历史?
张振玉: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时代艺术的结晶,料器流光溢彩、变幻瑰丽,是东方人精致、细腻、含蓄的艺术语言。在古代,料器属于名贵工艺品,只有少数皇亲国戚、豪门富贾才能享用。
业内关于料器的起源有诸多说法。但普遍认为,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料器的制作工艺。有专家推测,古人在铸造青铜器时,溅出的铅铜溶液与陶土混合,意外形成了料器的雏形。工匠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从而形成料器的制作工艺。
早在商代,当时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是玻璃制造的重要萌芽条件。到了西周,玻璃烧制技术真正成型,目前中国从西周时期多处墓葬中发现的玻璃珠、管可以印证。战国至秦汉时期,玻璃迎来了重要发展时期,品种增加,色彩也较之前华丽。从出土料器中可推证,秦时料器已为普通装饰品,且有加色嵌镶者,如蓝料之充耳,上嵌孔雀石加银丝者。
在汉代,玻璃被称为“五色之玉”,玻璃仿玉制品开始成为风尚。魏晋南北朝,铅钡玻璃得到发展,至迟北魏时期,中国已经采用了玻璃吹制技术。唐代起,玻璃制品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如唐代的各式三彩器。著名的《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腕上戴着一串透明饰物,也被专家们认为是料器手钏。唐朝诗人韦应物在《咏琉璃》中曾对琉璃不吝夸赞:“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
宋代,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进步。河北定县一座北宋培基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纸、如晶明,是北宋玻璃制造技术进步和吹制玻璃水平发达的明证。料器在民间的使用也趋于普遍,多被用在装饰品和佛教用品上。元代玻璃仿玉已达可以乱真的地步。
清代是中国古代琉璃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琉璃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诏令内务府造办处,专门设置琉璃器皿“作坊”,为区别烧制琉璃砖瓦厂而新取名为“玻璃厂”。从此,“玻璃”之称广为流传。
中新社记者: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为何被称为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
张振玉: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的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口径8厘米,底径5厘米,高2.5厘米,可放置于成人的手掌中;其腹部呈24片菊瓣形,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这件精美绝伦、传世千年的蓝料精品,贵气不失稳重,精巧不失品质,品鉴不失神韵。
此碟的珍贵之处在于:制作工艺复杂。它以孔雀蓝料浇筑成型,器型规整,呈半透明状,颜色纯正艳丽。口沿处镶有银箍,扣银厚度均匀,与器身贴合得比较好。
成品率低,传世极少。这件小碟是一次性浇筑而成的,古时候不似现代有各种精准的仪器可做辅助,靠的是手感,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完美的结果。因此,制作成品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皇室贵族所专用。另外,从宋代至今已过千年岁月,能够保存、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颜料珍贵。因为提取蓝色的原材料来源于异国他乡的天然矿石,资源稀少,开采也十分困难,极难获得,故自古以来蓝色在艺术家眼中是奢侈的色彩。据说,米开朗基罗未能获得珍贵的颜料,他的画《埋葬》未能完成;维米尔在绘画中运用了极少的蓝色为画面点缀,却因此深陷家庭债务的泥潭。福州馆藏的这件文物,以珍贵的玻璃原料为材质,融合古代比黄金还贵的蓝色颜料,通过被誉为“火中的指尖绝技”的料器工匠精湛技艺,成就了蓝料精品,那更是贵上加贵。
在全国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堪称稀世珍品。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局抽调资深鉴定专家组成了文物一级品专家鉴定小组,对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进行鉴定。1995年,这件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被专家们一致鉴定为一级文物。
中新社记者:这样的一件料器文物是如何展现中华文明及中外科学交流的?
张振玉:文物是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被创造出来的使用器物。它本身又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这件宋蓝料菊瓣纹扣银小碟,展现了宋代繁盛的经济文化面貌,农业、制瓷业等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反映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及时代艺术特征,见证了中国玻璃、蓝颜料的发展以及扣银工艺的辉煌。
菊花花瓣的造型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体现了宋人对菊花的喜爱。秋末开放的菊花象征着高洁脱俗的精神,它符合宋代文人朴素、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
同时,料器制造业的发展也体现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互相交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玻璃与西方玻璃的制作工艺不断交流融合。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汉朝时西域各国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将西方玻璃传到了中国;唐朝时不仅陆上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的还有天竺玻璃;两宋时的大食诸国、清代早中期的西欧传教士都曾将琉璃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琉璃制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西方玻璃制作工艺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出土的玻璃经鉴定多为铅、钡成分的玻璃,遇热易碎裂,而且化学稳定性较差。中国自古以来还是一个尚玉的国家,但受限于玉石产量的局限性和地理上的分布不均,所以中国古代的料器,尤其是战国、汉代时期,多以模仿玉的特性为目标,料器的透光度比较低,色泽却更加鲜艳亮丽。而西方的玻璃,一直以钠、钙玻璃为主,耐温性能较好,对骤冷骤热的适应性较强,透光性更好。
中新社记者:料器稀世珍品何以穿越历史时空,见证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
张振玉:中国各地有不少的料器稀世珍品,如合浦汉墓出土了西汉深蓝色玻璃杯、湖蓝色玻璃杯等,据考证可能是受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影响,采用本地原料烧制的产品。同时期的钾硅玻璃在东南亚和印度也有发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使人入海市璧玻璃”,就是从现在的北海出海贸易的。这些琉璃器是中国与海外进行商贸、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佐证。
东汉后,玻璃器皿大都从海外运来,从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传输。玻璃是易碎物品,陆上丝绸之路运输困难,因而间接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
中国多地考古发现有伊斯兰玻璃,如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安徽无为宋塔、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和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等。
1987年,法门寺出土了一件蓝色几何纹贴花盘口瓶。在国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柏林国家博物馆、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等博物馆收藏的伊斯兰玻璃中,各有一件玻璃瓶的器型或纹饰,与法门寺出土的这件类似。有人根据运用在这些器皿上的热加工装饰工艺进行推测,这类玻璃器皿是伊斯兰早期的作品。
中国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数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中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伊斯兰玻璃在中国大量发现,不仅为研究伊斯兰玻璃本身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呈现。(完)
受访者简介:
张振玉,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主持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福州古代教育史展》《平潭“碗礁一号”出水文物展》《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八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等各类大中型综合性和专题性陈列展览100多场。著有《博中觅史》一书,主编出版《闽都华章——福州历史陈列》《海丝遗珍——“碗礁一号”沉船及平潭水域出水瓷器》《福在福地》《千年丝语——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出土纺织品图录》《物话名城留住记忆——讲好福州文物故事》,在文博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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