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迪

　　对中国来说，如何妥善处理全球外交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关系，仍是重要课题。今年11月，APEC峰会将在中国举行，日本首相也将出席。作为东道主，中日领导人面对面可能性很大。自4月起，中日双方互动有活跃趋势。从日方看，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前首相福田康夫、东京知事舛添要一等访华，引人瞩目。5月4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5月7日，“自民党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野田毅相继率团访华。

　　这种活跃的民间外交能带来什么呢？在现代外交学上，议员等非政府人士的外交活动，被视为制造友好外交氛围的活动，但却不属正式外交程序。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个人，可能承担特使的任务。如人们注意到，高村正彦在4月28日，曾到首相官邸拜访安倍晋三首相，告知其将访华。据说安倍曾嘱高村道：“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望访问成功”。那么，高村是否肩负特使任务呢，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尽管此前中日也有互派密使、特使传闻，但中日双方关系没有得到任何形式或实质改善。

　　有人认为，安倍对华示好反映了美国的意旨。4月奥巴马访日时，曾对安倍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与中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日中也应确定采取某种相互合作的方式”。这说明奥巴马对安倍对华强硬政策感到焦虑。不过，尽管美国对日本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安倍的民粹倾向也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不要高估美国压力的效果，更不要认为安倍会简单妥协。

　　从整体看，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并无明显改善迹象。从中长期看，中日两国关系是否会根本好转？笔者以为，我们不应盲目乐观，而应对中日关系对立的持久性有所估量。这个估量，是来自对中日对立矛盾根源的分析。当今中日对立的根源是深刻的。这种对立，源于中日两国近代国民国家构建过程，很难期望短期消融。那么是否可以玩一些文字游戏，做些铺垫，以便两国领导人见面？这也很难。因为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时代，不论中日哪一方，谁也不敢低估网络智商检验。

　　数年前，有一叫佐谷真木人的日本学者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日清战争——“国民”的诞生》。他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尽管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的框架，但日本人并未有“国民”实感。正是举国面对清朝的战争及其胜利，才让日本人感知一种昂扬、亢奋。从中国近代国家构建来看，也与抵抗日本因素密切相关。甲午败绩，中国知识阶层民族意识萌生。此后中国多次重大历史转折，均源于日本因素刺激。日军全面侵华，促成中华民族团结奋起，抵抗意识高涨。这种历史记忆，至今仍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主要资源。

　　笔者并不认为，上世纪7、80年代，中日解决了前述历史观方面的对立。尽管如此双方依然可以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双方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可以主动、有效控制对立因素。

　　当时促成中日合作的背景包括以下要素。首先，中日面临共同威胁，彼此关系类似“准同盟”。其次，经济成功导致日本国民信心高涨。此外，反省战争一代仍健在。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回归亚洲”的口号。日本经济学界提出以日本为领导的“雁型发展理论”，日本政治家希望在亚洲发挥领导地位。但是泡沫经济破灭以及“失去的20年”，让日本丧失了作为亚洲领袖信心。最近20年的中国崛起，日本存在不适应。进入21世纪后，日本有人提出“新脱亚论”。这种观点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周边危机四伏，与明治时代类似。要解除日本危机，就要建立“日美海洋国家同盟”，以应对周边“压力”和“威胁”。

　　日本的“新脱亚论”，显示日本对亚洲文明缺乏信心。“新脱亚论”强调相同价值观的联盟。但这个“新脱亚论”也从反面说明，亚洲要创造自己的价值。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正在摸索、试图创造新的亚洲共同体制度。例如东盟正在推进域内一体化，中国东盟FTA已经建成，上合组织也在发展。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呈现了对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面貌。亚洲国家没有排斥西方，同时又拥有、维持自己的存在方式。例如强调宗教融合、重视感性、实践理性都是亚洲共同资源。克己勤勉，注重教育也是亚洲的传统。这些都是亚洲共同体设计的基础。

　　现在，亚洲国家不但倾力推进经济发展，同时也在探讨彼此联合的方式。今天，面对亚洲分裂的危险，亚洲各国应以维系亚洲稳定、和平与繁荣的责任感，共同设计更高层次的亚洲经济合作方式，奠定亚洲未来繁荣的制度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亚洲共同体的制度基础、亚洲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保障设计。亚洲应该构筑一种新的共同体，既相互包容，又对外开放。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对立的长期性。“新脱亚论”从本质讲是对亚洲文明创造的逃避。中国应与亚洲各国共同创造新的亚洲共同体。中日的对立，将可能通过亚洲共同体的创造获得解决。

　　(作者是杏林大学大学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