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迪

两会中，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但是，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绝非仅是政策失误，而是源于错误的思考方式。

20年前，看日本电视中的日本映像山清水秀、空气透明，而中国电视映像中的中国映像则被“薄纱”笼罩。起初笔者以为这是技术问题，但看日本电视中的中国映像，依然“薄纱”笼罩。这些年，海外华人华侨回国，抱怨空气污浊是一个主题。但只有PM2.5概念广为人知后，中国人才了解真相。20年前，笔者曾问国内某高官：增长与环保哪个更重要？他明确无误道，“当然是经济增长更重要”。

那个回答，让我震惊。但是那个回答，却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必然产物。我们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转入经济建设中心轨道。我们整天背诵“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规律”，即“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今天，我们按照上面的道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巨大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增长、把更快赚钱作为自己行动的圭臬。但是当这部现代化机器建成后，它却不听我们的话了。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消耗能源；若停止增长，那么30多年来我们精心制造的巨大机器可能顷刻崩溃。

今天的中国，不断增加GDP的思考，仍是我们的核心思考，成为惯性，控制着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大众思维。但是今天，这种思考不应继续下去了。雾霾，已让我们无法实现原有的美好设计。日前在民建中央会议上，孙宝启说，持续雾霾天气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可能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他举例说，2013年6月，小麦灌浆期间遭遇雾霾，连续一周不见太阳，小麦灌浆受到影响。他们在顺义大面积的小麦新品种高产试验，比上一年减产15%到20%。

更为严重的是，污染与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导致民众离心离德。空气质量如此恶劣，很多父母为孩子前途而把他们送往国外。某日，好友女儿对我说：“为何妈妈没把我生在国外”？她向往欧洲的建筑，也向往日本的山清水秀。

怎样解决今天中国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能源问题？中国每每言及环保，大多原则赞成，但各论反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环境治理可以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但现实危机非常深刻。今天，对于现代中国，威胁当今政治体制的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环境灾难。假如我们不认真应对，环境问题可能引发普遍的政治危机。

关于产业主义造成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态主义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法。1990年，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出版《绿色的政治思想》一书，他写道：“产业社会追求的几何级数增长，造成危机长期积累，其结果可能给地球带来突发性的毁灭”。因此，他主张彻底的生态政治思想，不同于环保主义。在他看来，环保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属于“浅绿”，而他主张的生态主义，则要求对经济、社会制度彻底变革，属于“深绿”。多布森认为，环保主义主要解决的对象仅仅是废弃物、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个别问题，这种解决方法仅是技术性的、行政性的，无法解决造成环境问题的产业主义根源。

多布森认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个思路上，思维方式是共同的。生态主义不赞成各国强调的高增长、高科技与高消费，而是强调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服务需求的生活方式。

如何实践生态主义政治原则？欧洲各国绿党试图以议会道路达成环保目标，但多布森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生态中心主义”原则可能被削弱，最后被现有政治体系吸收。对此，多布森强调不断展开论争的意义和议会外斗争的重要性。

上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流行。70年代，中国也引进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极大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建设现代强国。当时我们认为，只要国家推进工业化，那么人们的生活便会日益富裕。

污染让空气、食品、水的安全都难获得保障。污染导致民众离心离德，对政权丧失信心，后果是对当今中国政治秩序提出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