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石

12月20日，程永华大使前往外务省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对于会谈的内容，现在外界无法深入了解，但可以推测，这次会谈与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及建立危机管理体制有关。

据中国大使馆方面报道，程大使强调，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形势，这一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希望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钓鱼岛等敏感问题，推动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岸田外相表示日方重视对华关系，愿意努力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而会谈后岸田文雄说：会谈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对于双方的对话，双方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而从最近的形势看，双方最有可能谈及的话题就是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及建立危机管理体制问题，因为双方最近都表示了在这方面协商的意愿。

12月3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会见美国副总统拜登，双方举行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拜登呼吁日中两国构筑新的危机管理机制和有效的对话渠道，也敦促日本为缓和日中关系做出努力。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12月4日的记者会中指出：拜登在3日与安倍首相会谈时提出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中国为了共同维持相关空域的秩序和安全，愿意与日本进行协商。而日本方面则认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制造危险状态，目的是把日本引入“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协议，然后把日中间存在领土问题作为前提，把论题偷换为日本防空识别区的缩小和“共同管理”等议题,使日本“尖阁诸岛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动摇，因此拒绝以中国已设的防空识别区为前提与中国对话。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12月10日上午的记者会见中，就有关中国积极回应美国提议的建立日中新的回避不测冲突的危机管理体制等问题指出:我们不能接受以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为前提的对话。

岸田指出:中国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时把尖阁诸岛当做自己的领土划设，我们不能接受以如此措施为前提的对话。

但是岸田也指出:日中间的意见疏通是很重要的，现在日中之间已经存在着种种对话机制,首先使这些对话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岸田列举了日中外交当局所建立的日中战略对话、日中安保对话、日中高级事务级别海洋协议机制等，还将向中国方面建议尽快开始中断了的日中防卫当局有关建立海洋联络机制的协议。而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也在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方将向中方发出呼吁，尽早启用防卫部门间的联络机制。

12月17日决定的日本《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鉴于中国在东海活动的扩大，提出将推进“日中防卫当局联络机制的建构，推进建构为了防止和回避不测事态发生的互信机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12月10日的记者会上说：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日中首脑同意建立海上联络机制，当然这也包括空中的联络热线，虽然双方同意建立这种机制，而且到去年9月已经到了最终调整阶段，但是遗憾的是那以后再也没有进行交涉。在8月于文莱召开的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ADMM Retreat)上，我见到了中国国防部长，直接提出有关再开海上联络机制的协议，但是对方的回答是消极的，而今后我们将通过所有的机会努力与中国建立海上联络机制。

而日本共同社12月22日在题为“日本寻求与中国就建立空中危机管理机制展开磋商”的报道中说：鉴于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局势日益紧张，日本政府开始寻求谈判以避免发生不测事态。此举是为了展示积极缓解紧张局势的姿态，从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但是，也有政府人士表示，“如果轻易开展谈判，就难免正中希望防空识别区成为既定事实的中方的下怀”，日本政府陷入两难境地。要在拒不接受中方识别区的立场之上构筑日中间危机管理机制实属不易。

而如何才是“避开承认中方识别区”而建立危机管理体制的谈判呢？恐怕日本自己也说不清楚，就像日本主张的“绝不接受在尖阁诸岛存在领土问题的前提下的谈判”，然后说要展开钓鱼岛对话一样，绕过要解决的问题的核心去谈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双方都在用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在将对方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