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美民主之辩:如何回归民主的真正价值?
中新社北京12月12日电 题:中美民主之辩:如何回归民主的真正价值?
作者 郑振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民主,是现代公共治理的一种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其运行状况常常受到不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美国用“民有、民治、民享”的信条来定义民主概念,中国也在自己的发展和治理经验中提炼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
日前,美国召开的“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与中国开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讨论,很有可能都会被载入世界政治发展史册。原因有二:一是中美之间的全球政治经济竞争深化到了核心的价值观对决层面,具有标志性意义;二是民主作为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本来主要是在主权国家范畴内各自发展运作(国际组织也基本奉行民主规则),但美国政府把它当做外交工具并首先出招,针对中国、俄罗斯开展政治批判,迫使中俄不得不奋起还击。
美联社12月10日的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出于担心中俄的全球影响力而要求受邀出席该峰会的多国代表与美国一同推进民主制度。这两个原因都涉及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使得这场民主大辩论本身也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
美国政府固然认识到美国及世界各地民主制度运行遇到了很多困境,希望联合部分国家地区协作坚持民主价值、修补民主制度,但是它把民主的概念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当作遏制中国发展、批判中国道路、干预中国内政的意识形态武器,就使得这场“民主峰会”变质了,有如将民主的女神变成了政治霸主的婢女。只有拨开政治斗争的迷雾,回到民主制度在各国社会基础上的运行情况,才能真正理解民主的价值与地位。
美国民主的诞生与200多年前这个移民社会的自由开拓精神、平等竞争意识和法治信仰有关。不过,时至今日,种族裂痕、贫富不均、财阀垄断、政治极化等长期积累下的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在美国已经有些积重难返,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取决于这些老大难问题能否得到有效处理。因此,美国政治人物应该目光向内,自我革新,推进治理,这是基本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常识。
但是,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独霸地位及其炫目光环让很多美国精英迷失了自我,动辄以自我为尊,无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与创新,贬低中国的国家治理成就与民主特色,给中美平等交流对话制造障碍。甚至,拜登政府试图以“民主价值观”作为政治工具与外交手段,通过拉帮结派给中国制造国际压力。这就是典型的脱离自身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问题,掀起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冷战”思维。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使得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逐渐增加,公共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也不断加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今天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与制度创新动力。不过,脱胎于传统农业定居社会的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关系伦理色彩,重视社会责任、集体主义甚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权利。可以说,中国的民主与美国民主相比,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基因。
脱离社会基础与文化传统去简单比较两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优劣,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立足于本国社会文化特点的民主制度,本来就应该由本国公民根据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评价。
大量学术研究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会使得公众对民主制度的适应程度和绩效水平做出不同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让美国人来评价中国的民主,与让中国人来评价美国的民主一样,只会沦为政治口水战,既不客观,也不理性。
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任务不断趋同,自然会要求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具有相近的功能以解决同类的问题。例如平等参与、遵守法制、政治问责以及政府具有回应性等。就平等参与公共事务而言,还可细分为程序平等与实质平等。美国如何在定期选举投票之外,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享有实质性的平等参与的权利和能力,是美国民主要改进的方面。在中国,如何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公众平等参与的程序和渠道,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运行的应有之义。
总的来说,在这场全球民主辩论中,美国政客脱离了自身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问题侈谈美国民主的优势。他们首先错误地把民主当作政治斗争与外交的工具,尤其是瞄准中国、批判中国。这实际上贬低了民主的价值,误导了国际社会。中国则是被动应战的,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正在逐渐转化为治理能力优势,为锻造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特征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动力。
中国在这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既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也要保持不骄、不躁、稳健进取的心态,不断发扬和完善自己的民主价值与民主制度。21世纪的历史将会见证谁之民主、谁之论述、谁之治理更有优势、更有生命力,从而更能得到本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完)
受访者简介:
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MPA学术主任、清华大学学生海协会指导教师,兼任校内外多家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全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计划共同召集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国家统一与两岸治理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和省部级委托课题10多项,在SSCI和CSSCI重要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2部,讲授“中国政府运作”、“国家与社会”、“中国统一与台湾问题”、Comparativ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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