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柠(北京)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1924(大正十三)年2月，出生于神户的一个台湾贸易商之家。虽然在日本，属于“二等国民”的台湾人，但基本“不差钱”。生于神户，长在关西。1973年，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1990年，加入日本籍，同时保留台湾籍。与不久前刚去世的吴清源一样，也备受历史的拨弄，成分比较复杂。

陈舜臣出生的那一年，孙文就在离陈家不远的神户高等女校的讲堂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对正在危险暴走中的日本发出了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的干城”的恫喝般的警告，结果却一语成谶。陈舜臣的生命，刚好与日本开始滑向悲剧、毁灭之途，最终又涅盘重生的轨迹相重合，以历史小说家名世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种命定的色彩。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941)，考入大阪外国语学校(大阪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印度语科。也是因缘，另一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也出身于同一所学校，虽然年长陈舜臣一岁，学年却比陈低一级，从资历上说，其实算陈的后辈。二人专业不同(司马在蒙古语科)，但学术志趣相投，且同为阪神一带的出身，在学校时就开始交往，爱用关西方言谈古论今，用司马的话，是“尔汝之交”。1978年，文艺春秋社出版了一本二人对谈集《思考中国》，是一本超级畅销，至今仍在不断加印。陈舜臣早年曾有过学术理想，在专攻印地语的同时，自修波斯语，还一度成为京都学派一代宗师、东洋史学者宫崎市定的徒孙。大阪外校毕业后，在学校附属的西南亚细亚语研究所当助手，编纂印度语辞典。日本战败后，陈自动丧失日本国籍，成了“中华民国”的子民，这在当时是一道无形的天花板，想在学界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在八十年代，才有了华人出身的正教授)。不过，早断念，早转型，倒也没什么不好。战后，曾回台湾短暂谋生，当过中学英语教师，与李登辉一起开过书店，均无大成。后帮父亲打理家业，却苦于无法安身立命，尝试文学创作时，已是人到中年。但陈的文运壮，1961年，发表处女作——长篇推理小说《枯草之根》，旋即斩获江户川乱步奖，一炮走红。

从推理小说切入文坛，到坐成历史小说的一代大家，陈舜臣在东洋文学界享誉之隆，几乎无出其右者：继乱步奖之后，1969年，以《青玉狮子香炉》荣膺直木奖，从而实现了从推理小说到历史小说的转型。接着，是每日出版文化奖、大佛次郎奖、读卖文学奖、吉川英治奖、日本艺术院奖……该得的，都得了，直到身披瑞宝勋章绶带。从《小说十八史略》、《中国的历史》、《山河在》，到《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从《敦煌之旅》到《琉球之风》，从《诸葛孔明》、《曹操》到成吉思汗、孙文，陈舜臣的巨笔，几乎覆盖了漫长的中国历史的全光谱。1993年，以《琉球之风》为底本，NHK拍摄了同名大河电视剧。2013年5月，陈舜臣亚洲文艺馆在神户正式开馆。东洋文坛巨擘，虽然不乏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纪念馆、文学馆，但作家尚健在时便开设纪念馆者，陈舜臣大约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如果说中国是“史的民族”的话，那么日本则是“读史的民族”。惟其对自身的上古、中古史拎不清，反而激发了日人的读史癖，各种历史读物，尤其是关于中国史的出版物，多到泛滥的程度，却永远不愁读者。陈氏历史小说刚好契合了这种文化诉求。作为炎黄伏羲的海外“遗民”，陈内心保持了对大历史的敬畏，从出道时起就摒戏说，而就细说，且“一贯追求人”。

既从学界淡出，厕身历史写作，陈舜臣如鱼得水，并无任何边缘感。但由于是以日人为受众，重构中国的历史，陈有时会有一种置身于中日文化夹缝中的无力感。如他痛感中国人对日本理解的贫弱，绝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一朝一代的问题，而是文化使然。晚明时期，东南沿海倭患日甚，兵部尚书、东南七省军事总督胡宗宪命属下紧急编纂对倭作战地图集性质的《筹海图编》。结果，这部作战地图错误百出，哭笑不得，如阿波的“阿”字，竟写成了“河”，等等。倾国帑打造的出版物固陋至此，何以应付实战需要，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因地理上的山水相隔，特别是冷战时期，中日两国长期疏离的状况，陈舜臣对中国现实的解读也有囿于历史主义，跳不开的一面。如在与司马辽太郎的对话录《思考中国》中，谈到中国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陈认为是一种“对复古主义的反制”。这种对邻国当下“去政治化”的观察，只能说仍未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层次，多少有些“图样图森破”(Too young，too simple)。而正是在长期隔绝后重访大陆的那一年(1973)，陈加入了中国籍。

1989年春夏之交，陈隔岸观火，忧愤难抑。翌年，放弃“在日”华侨身份，加入日本籍，从此成了一名日本作家。但从他晚近二十年来的写作看，身份的归化，似乎并未能解决内心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陈舜臣终归是横站于中日文化夹缝中的寂寥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