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韩国版“泰坦尼克”号沉船灾难，4月16日不幸发生，迄已经造成至少62人死亡、近240人失踪。目前，死亡人数还在不断更新中。

　　事发客轮“岁月”号属于大型客轮，设计吨位6825吨，最多可容纳921人、载220辆车。本次从仁川前往济州岛的航程，包括船务人员在内总共475人，其中325人是修学旅行的高中生，还载有180辆车辆，未有超载。客轮发生事故的海域是仁川—济州岛的熟悉路线海域，在这一航线上的客船一周至少来回6趟。据分析，在声纳技术发达、近海礁石分布航线图完备、渡轮路线固定而成熟的当今，游船在近海发生触礁事件绝无仅有。可见，这一次发生惨祸，确实是人祸多过了天灾。

　　这场海难拷问着韩国的现代化水平，更检验了现代社会的责任伦理。韩国造船业世界一流，船务管理能力也低，百姓生活水平已进入发达国家，但从本次大型客船在年仅26岁的三等女航海士手中如儿戏般地急转倾覆、代理船长和船员率先弃船逃命，以及几百名学生在灾难中难以生还的现实来看，韩国乃至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短板暴露无遗。

　　有分析指出岁月号沉船灾难导致死亡惨重的直接原因：一、事故发生时，船长应该要求乘客穿戴救生衣，而船员应该准备救生艇，为逃生做好最低限度的准备。遇难客船预备有两倍于乘客人数的救生衣，救生艇也数量充足，本应不成问题；二、当船体倾斜到40度时，船长应该紧急通知乘客尽快逃生，而不是继续等待，问题是船长等已经逃之夭夭了，船内指挥混乱；三、韩国政府的对应太慢太晚，不仅以洋流和气候原因一度停止救援，也没有向近邻的中日等国提出救援请求，贻误最佳救援时间——这一切使得岁月号沉船事件正在上升为一起世纪性灾难。

　　对于死难学生家属的哭天抢地和韩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木讷表情，国际舆论议论纷纷。《华盛顿邮报》网站留下了读者质疑：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发生的事，更像“上世纪70年代的香蕉共和国”。法国《解放报》称，“海难令整个韩国处于休克状态”，韩国人一向对本国的富裕和现代化引以为豪，对这么多青少年被海难吞噬生命感到无法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认为“韩国客轮灾难显示他们没有吸取协和号的教训”；美国彭博社评论说，鉴于当局不靠谱的反应，正如一名失踪高中生的家属对记者所言，“如果战争爆发我们怎么能信任当局？”

　　在韩国，沸腾的社会舆论充满了愤怒。首尔大学一名大学生愤怒地留言说：“时钟仿佛回到了事故频发的20世纪90年代。韩国经历过圣水大桥和三丰百货大楼倒塌、大邱地铁纵火案等诸多灾难，但还是发生这种人祸，真是令人无语。”一篇评论称，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2.6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韩国也许在船只、手机制造方面领先于世，但在公共安全方面依然处于“黑暗时代”。《朝鲜日报》称，根据目前的统计，2014年的岁月号生还率为37.8%，1912年在北大西洋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生还率为32%。很多人愤怒地说：2014年的韩国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该报援引首尔大学社会系教授郑根埴的话说，韩国人因为“行动迅速”而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但背后却存在将速成和走捷径视为理所当然的“马马虎虎”现象。岁月号惨案就是如此，所有人都要深刻反省这种“马马虎虎”文化。

　　从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到马航370航班失联一个多月，到韩国岁月号发生沉船海难，东亚国家屡屡遭遇到预想不到的重大天灾人祸，证明着个人命运在貌似强大的现代化社会里依然脆落，牵着生命风筝的引线随时可能断裂，而政府的对应能力永远是混乱的、迟缓的，名不副实的，难负众望的。在越来越沉重的风险社会面前，政府需要应对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更需要切实履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现实使命。然而，东亚国家整体上还局限于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热衷于把大量的资源和金钱用于打造军备的铜墙铁壁，却疏于为风险社会和公共安全做出哪怕是挂一漏万的投入和准备。风险社会正在重塑国家形态，而很多国家无论在内外心理重构、对应机构设置，还有执政或职业伦理上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本次岁月号客轮海难惨剧成为现实的又一面照妖镜。

　　同样，现代化也没能涵养人类的情感。面对失去骨肉至亲，全世界所有人的悲痛和哀号都是一样的，这构成了人类普世情感和普世价值的基础。在韩国客轮遇难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少数幸灾乐祸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美国911纽约双子塔倒塌声中出现过，在日本311大震灾中也出现过，虽然仅仅是阴暗的小部分，却显示了背后的仇恨政治学和仇恨意识形态阴魂不散。事实上，人间有爱本来就不分国家、民族、地域、历史。拒绝给与爱和拒绝接受爱，都是损害人性，有悖伦理的行为，毫无意义。灾难发生难以挽回，哀悼祈福人之常情。但愿灾难的发生能够拉近人与人、国与国的距离，让强者看到自己的软肋，让弱者发现自己的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