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刘笑宜 赖秀俞

2016年6月13日—14日，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暨南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暨南卓越智库：海外华文与侨务文化工作战略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新发展，新趋势——日本华人文学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长王列耀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长华纯女士、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王敏教授、李长声先生等六十余人出席，构建起对话与交流的发展平台，旨在把日本华文文学的实力展现给世界，促进日本华文文学的创作、发展和传播。

在本次研讨会开幕上式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长王列耀教授首先介绍了会议发起缘由：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部分，日本华文文学一直处于被遮蔽的境地，借由本次会议搭建一个崭新的平台，传播日本华文文学的丰硕成果，促进日本华文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接着，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教授向与会学者、作家介绍了暨南大学的历史概况和办学宗旨，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介绍了文学院的历史与发展，并向参会的嘉宾表示欢迎与感谢。

在致辞中，日本华文文学笔会创会会长王敏女士深情讲述了人到中年，回忆儿时的欲望和野心，反思当下身处文化夹层中的境遇，深感返璞归真的可贵：唯有中餐、唐装、华文写作才能填补心灵和岁月深处的缺憾。

来自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李长声先生以《知日二千年》为题发言，认为在文学领域，知日是中国人的一份情结，例如大家都把美国人写的《菊与刀》奉为日本论的经典，特别是对其中日本人的两面性推崇至极，但实际上中国人早在唐代就发现这种两面性的存在。普遍的说法是日本人了解中国，而中国人不了解日本，而实际上，日本热衷于研究中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是日本人研究自己的需要。李长声强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最能看明白日本的，非中国人不可。要警惕掉进西方话语中心的主义和主张，盲目奉行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标准。

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蒋述卓教授以《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看日本华文文学》发言。在讲话中，他指出李长声在中日文化比较中的创作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文化，同时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值得学界注意和研究。

开幕式最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长王列耀教授总结发言时提道：我们不仅要在文学内部进行文本细读和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也特别重要。蒋述卓教授代表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种姿态——对日本华文文学的研究将是今后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必须给予重视，充分发现其价值所在。

随后，上海外国语大学谭晶华教授、吉林大学白杨教授、厦门理工学院林祁教授发表了主题发言，由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和早稻田大学王智新教授主持。

谭晶华教授发言题目为《新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及教育》，介绍了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历史和概况，以及各时期日本作家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白杨教授以《“困难”的凝视：当代旅日华文作家笔下的“日本形象”》为题，谈论了创造社作家陶晶孙的作品。林祁教授以《日本华文文学与世界新格局——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述评》为题，着重在整体格局上入手，试图建立一个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的文学谱系。首先她提出新华侨华人的概念，在于这个群体不同于20世纪初鲁迅一代，在空间上不同于西方的“移民”与“归化”。再者，她进一步提出建构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这一文学谱系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不仅是从“仇日”到“知日”这一对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中国人文学者的挑战，而且因其“混血”特性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界与新的空间。其次，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为世界华文文学提供独特的审美角度和深度。接着，林祁教授详细介绍了自1980年起，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的历程，并总结了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特色：第一是随笔日本的现代性；第二是“风骨”与“物哀”之间寻找独特的美学符号：宁静；第三是日本神话与私小说之“私”：以身体书写直面“性”。最后她提出，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的新趋势应当关注日本华侨华人作家新一代的成长，并竭力发掘理论批评与创作提升的最大可能性。

13日下午和14日上下午的讨论分别以日本华人小说、散文、诗歌为主题。来自中日的学者、作家都围绕相关主题做了发言，在对话和交流中不断深化双方对于日本华人文学的认识，拓宽世界华人文学的疆域。

13日下午以日华文学中的小说作为讨论中心，由华中师范大学的江少川教授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祁放教授主持。在上半场的讨论中，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长、日本华人作家华纯女士介绍了《沙漠风云》的写作动机。她由沙漠化问题感受到了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思考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发表将近20年了，现在回头看，虽然很多问题还没解决，但是仍有许多开拓意义，强调作家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指出这部小说除了涉及到保护沙漠，也有关于日本二战残留孤儿的描写，并提出华纯文学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实地考察；二是站在对方立场考虑；三是审视日本文化，看中国文化怎样被消化、被提炼为日本的东西。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认为华纯的长篇小说《沙漠风云》是“新移民文学的一抹彩虹”。小说在1998年出版的时候成为了文坛新的现象，因为它克服了伤痕文学的情结，思考地球人如何生存而不是个人的命运。作品的主题紧扣时代，不仅仅联系了日本几次重大的污染事件，也不规避中国的丑陋一面。作家亦夫谈及旅日生涯对其小说写作的影响时，强调了在旅日期间，环境变化对异国文化掺杂、不断反观比较文化、外语环境等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暨南学报》编辑池雷鸣分析了亦夫小说的空间美学，在区别了地理和空间的内涵后，提出一个问题：文学概念的界定，是看其题材的地域(地理)，还是看写作主题的空间经验？并以亦夫几部作品为例来分析亦夫的空间美学，主要有乡与城、古与今、现实与荒诞、世俗与神圣、本土与异域这几个方面。武汉大学教授赵小琪分析了日华女作家李佩的《遥远的海》中跨国恋叙事的不可靠性论，认为流散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局限与福柯笔下的“漫游者”，而是对异国双重凝视。赵小琪教授以叙事学中的“叙述的不确定性”为理论依据，提出《遥远的海》中三种不可靠，即事实不可靠、叙述人心理变化不可靠、知识性不可靠。

下半场的发言由武汉大学赵小琪教授和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教授主持。作家陈永和认为每部小说都有一个种子，会长成草或大树。她的作品《一九七九年纪事》中，福州的古老传说变成了种子，将文革不可承受之重化为小说中怪诞、荒谬的人物形象，与当下所流行的“正能量”背道而驰。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教师张继荣随后分析了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主要从以下四点展开：一是小说表现了特殊时代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内容与主题内涵丰富，里面闪现着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影响深刻，表现了世界荒谬、社会虚无、人生虚无等观点以及人物的痛苦、恐惧与迷惘；二是人性的复杂；三是人的生命意识、苦难意义表现，“人都是奴隶”，而“人的困苦是想成为奴隶”；四是不同文化、地域的影响。福州城虽小，但是几个城区的文化却不同，小说也展现了浓厚的家族历史。华侨大学教师欧阳光明的发言题目是《日华小说中物哀之情和叙事之理》。他认为“物哀”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体验，体现出追求文学意味，是一种文学非功利审美，与“文以载道”、“托物言志”的志趣相通，追求的是一种情感自由抒发，沉浸于裸露的情绪之中。东京外国语大学弥生教授认为获得日本“文学界新人奖”和“芥川奖”的杨逸影响甚广。弥生介绍了杨逸的几部代表作，例如《小王》、《浸着时光的早晨》、《金鱼生活》、《给你的歌》等等，充分肯定了杨逸在日本新华侨当代文学史上以及当代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暨南大学日语系司志武在《“隙间”中的文化书写”》为题的发言中，提出了“隙间”一词，“隙间”即缝隙，指的是一种不完满的状态。以杨逸的小说为例，如《小王》、《浸着时光的早晨》等，提出对于几个关键词的质疑，如“近代文学”、“大时代”等等。暨南大学博士彭贵昌对哈南小说中日本华人身份认同的困境做了分析，认为哈南的写作重点，并不在于把日本这个“异域”的生活还原，也不是要表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是聚焦在日本华人的身份困境之中，展现日本华人作为边缘的群体，在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故国记忆之间徘徊与挣扎。

14日上午以日华文学中散文作为讨论主题，由暨南大学的龙扬志副教授和东京《中华新闻》姜建强主编主持。暨南大学李亚萍副教授以《论李长声的闲话系列》为题发言，首先以阐释相对美华文学，日华文学为何一直处于被遮蔽境地的原因：第一是因为美华文学有一个杰出的作者群，其次是作家需要和评论者增加联系，再者是作家要有充足的自信。然后以文学阅读者的身份，谈李长声散文的闲适平淡之风。而且，李长声的散文跟普通的学者散文区别在于李长声拥有研究者的眼光，因而其文体有点像“万象体”。日本政法大学王敏教授以“大禹文化”作为中日文化沟通的桥梁，以《丝绸之路与日本的故事》为题，阐述禹文化在日本的文化根基，并由此引申而出宫泽贤治作品中隐藏的一条通往丝绸之路的路径。暨南大学教师温明明的《融知识于趣味——论“长声闲话”系列散文》以“有趣、有益、淡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闲”在李长声散文中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的作用。安阳师范大学教师张益伟于《日华作家李长声的书话体创作与“五四”新文学创作》指出李长声的散文继承了“独抒性灵”的传统，锋芒毕露的同时却率真本色、闲适洒脱，富有学术性和思考性，是延续魏晋闲谈风，五四随笔风的余脉。北京大学的卢冶博士在《为什么谈日本——关于李长声文集》谈到处于立场两端的三岛由纪夫和周作人都是现代知日派，而李长声继承了周作人“知日”一脉。而当今，中国的八零后一代的表达遭遇日本的御宅文化影响之痕迹已逐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