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成平

　　在中国，“莫重蹈日本覆辙”、“不要走日本老路”等话很常见，每当股市或房市出现危机时，“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的忧虑便油然而生。中国方面关注的焦点是“日本教训”，却忽视了“日本经验”。

　　其实，日本1960年至1970年“黄金十年”的经验是很值得学习的。在那10年间，日本经济不但年均增长15%左右，更确立了两大支柱—“产业立国”和“中流社会”。日本人骨子里充满了“崇尚实业”的因子，日本也被戏称为“工匠之国”，在民族根性上有对技术和细节精益求精的传统。在日本，主导经济的是经团联，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基本上都出身于三菱、丰田、东芝等大企业财团。

　　与经济深受华尔街金融家们控制的美国不同，金融业在日本只是一种工具，几乎未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发展，被视为日本的软肋。准确地说，日本的金融只是为产业提供润滑剂，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谓的“资本运作”。所以，当日本“活力门”创始人堀江贵文鼓足勇气去“吃螃蟹”时，才会显得格格不入，并最终遭逮捕。

　　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对笔者表示，“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

　　日本之所以能培育出这么多知名日企，除了奉行“产业立国”的方针外，最关键的无疑是日企养成了适合自身且东西合璧的企业文化。只要了解下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这三代“经营之神”，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对东方传统智慧深深地热爱。

　　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回顾创业生涯时说：“我的经营虽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他主张“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并提出“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伴随道德”、“尧舜禹汤文武时，算盘和道德决无矛盾”等观点，还大声呼吁“务使商业社会位于社会最上流，以达至商人即德义之标本，德义之标本即商人之域”。

　　松下幸之助则对《论语》、《孟子》、《易经》等中国古典智慧推崇不已，在其悟道过程中，实践和古典是最好的教科书。稻盛和夫更是基于东方智慧提出“敬天爱人”等经营理念。这些“经营之神”熏陶下的“商法”自然也充满了东方哲学的味道。如日本西武集团原总裁提义明就自称是荀子思想的崇拜者，他在选拔人才时重视其人的家庭是否和谐，是否有实际能力。

　　丰田纺织创始人丰田佐吉取《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立座右铭为“天地人”，并把它作为企业精神。后来其子丰田喜一郎开创丰田汽车，又取《中庸》上孔子说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并加在其父“天地人”座右铭之后，成为“天地人知仁勇”，以“好学”、“力行”自勉。丰田喜一郎以此精神在汽车创造业中奋斗近50年，成为汽车巨子。

　　对这些理念的坚守让日本企业具备了诸多社会性功能。虽然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企业的诸多习惯在逐步崩溃，但迄今仍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正式职员无法解雇”几乎是社会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铁饭碗”。

　　但在日本不会产生“吃大锅饭”的现象，员工必须辛勤工作，并对公司高度忠诚。尤其是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社会实现充分就业，“事主不二”成为默认的职业美德，员工只能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过劳死”等事件的频发，更让海外人认定，日本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

　　正如狄瑞克·戴维兹所言，“儒家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对东亚地区的工业发展依然有积极价值”。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一直追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效率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平衡相比，日本的经济组织形式具备浓厚的儒家色彩，这是日系产品的气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