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安

《中文导报》在读者版刊登一位读者对于退休金的困惑之后，不少读者都来电话、来信倾诉自己同样的苦恼。更有读者将国内的工作经历悉数写来，强调他们在国内的工龄。

老张现年63岁，他说在1953年，其父亲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携全家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在新中国长大成长，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曾任无锡市侨联第三届委员，文联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委员。1991年为照顾年迈母亲回祖籍日本渡晚年，申办了出国定居。按照原单位的要求签定了离职协议书。领到了 3732元离职费和52元的路费。丈夫现年71岁，当时也同样在原单位领到了4656元离职费和50元的路费。就这样连飞机票都不够的金额买断了他们26年和32年的工龄。大半辈子在中国渡过的二人来日时已不再年轻，加入日本国民年金年数就不可能多。因此即使可以领到，也是按加入年数计算的、微薄的、无法维持生活的一点年金。

现年63岁的老马，原是医生，在中国有20多年的工龄。90年代初，自费留学来到日本，靠打工苦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为照顾幼小的孩子没有正式参加工作，因此也就没有加入日本的国民年金。没有工作，没有加入，当然也就领取不到日本的年金。但按照中国历来的退休养老规定，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缴费年限累积达到15年即可依法领取养老金。老马到了规定年龄时，本应领到中国的退休养老金。可出国后，原单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以 “自动离职”，“不再保留公职”，使她的连续工龄蒸发，无法办理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手续，也就无从领取退休养老金。

另一位董女士现年73岁，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先后承担过核反应堆物理及核数据多项国家军用和民用科研任务。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67篇以上的论文。曾获国家级、核工业部奖9项。被评定为“核物理专业副研究员”。 1989年, 应美国一大学教授邀请, 经原单位及上级单位批准,以自费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肯德基大学林学系进行一项核物理与林学交叉项目的合作研究。1992年响应邓小平讲话, 从美国回到中国。回国后的10年，先后参加了原单位的多项科研任务， 11篇论文国内外的发表。但在此期间，原单位竟没有给她上任何的保险，没有支付1分钱的工资。导致她至今没有公费医疗、没有退休养老金。现在只能拿到200元的社会救济金。其原因，原单位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1990年早以“自动离职”，“不再保留公职”对她做了处理，并一直隐瞒了事实。

尽管这些叙述都各有各的难处和道理，但本报并未设置任何“联络会”。记者经过向大使馆咨询，答复是需要各自与原单位联络协商办理。